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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孙仲旭

云淡风轻 随风 239℃ 0评论

文/薄荷喵·杨

        导言:看到了微博 #走饭# 、#普二丁抑郁症# 的话题,想起去年写的一篇悼念孙仲旭先生的文章,他是一个因抑郁症自杀的翻译家,死后逐渐为大众所知。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期末作业,有跑题的嫌疑,但教美国文学的老师宽容地给了九十多分,以至于每次看到它,都有一种对老师的宽容和对孙先生的哀悼混杂的感动。
        关注抑郁症话题的原因还有一个,我自己也是一个游走于抑郁和正常之间的人,我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变故,所以不会突然致郁;但十几年来不愉快的生活,让我难以维持住阳光的心态。去年,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出现了抑郁症初期的生理痛苦,那是一种在晚上出现的大脑胀感。之后,我开始注意调节生活状态,但每当精神紧张时,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此篇文章,和不愉快的人们分享一点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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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无意间知道译者孙仲旭抑郁离世,查了很多追念文字和他生前文字之后,觉得《麦田里的守望者》除了本身的文学价值,还有与其相关的人和事值得去思考,像历史上疑为《麦田》引起的凶杀案,像《麦田》和自杀的孙仲旭。本文将立足后者进行探讨。
        《麦田》的情节内容就是一出黑色幽默的闹剧。霍尔顿眼里一切假模假式的人却正好代表了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掌握了社会普遍价值标准的话语权和评判权。所以霍尔顿对此厌恶并进行反抗,其一用沉默和内心独白对抗,他每看见一个假模假式的人都不会理睬,并在心里咒骂;其二他用行动来对抗,比如吵了萨丽一顿然后和她分手。这两种反抗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是不痛不痒的,对于霍尔顿自身来说,是反抗社会无果的痛苦的深化。霍尔顿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强制性地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在他看来,不合理的那部分基本等同于他内心之外的所有外在世界,他对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抱有仇视和厌恶的态度。他代表纯粹的、不被社会规范化的人,但却以精神崩溃为结局,霍尔顿最后说“本来我该谈一下……但这会儿对这一类玩意儿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这是他精神崩溃之后,用绝望的幽默,引人发笑的方式,对荒谬和无意义作出的反响。
        孙仲旭的自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对社会的嘲讽。从他类似散文的“父子对话记”中可以看到他痛苦、矛盾、纠结的情绪,一些来自社会的生存压力,一些来自对于新生命(儿子)的无措。他经常提到“没钱”、“说错话”之类,说明在生存的压力下经常有被金钱压迫的感觉。对于儿子,他一方面非常喜爱这个鲜活、未经“规范化”的新生命,如同对霍尔顿的喜爱一样,所以他经常“晒娃”;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儿子青春期时与他交流困难、互相不理解的问题,让他愈加感受到无能为力。儿子对他的评判一方面代表世俗价值观的评判,比方说,嫌他与其他家长见面说错话丢人,调侃他刷微博卖书,不好好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一个新生蓬勃的生命个体对一个过气守旧的生命个体的评判。当然,从正常的思维出发,可以想见这两者都不是他抑郁的最主要原因。
        他对儿子成绩的期许和要求,正好是对“社会”屈从的态度。他大概从一个热爱霍尔顿的人或者与霍尔顿相似的人,变成了“霍尔顿的父母”,像他们“要他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账凯迪拉克”这样要求儿子。中产阶级的父母无非是要儿子延续富裕的生活,而孙仲旭更像是对社会的屈从。他没钱没势让儿子过富裕的生活,所以希望他自己能保证基本生活,而这种愿望的实现只能依赖教育,尽管他对于学校的一些看法可能是霍尔顿式的。去家长会因为时间太长无聊玩手机,被老师指责,他为此纠结了很久。在他文字里呈现的家长会,有一种社会秩序下的压迫感和被控制感,这可能来自于他对社会压力的恐惧和害怕被遗弃的紧迫心理。当他以黑色幽默的方式交代儿子,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他的文学遗产够给儿子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但在广州只能买个卫生间,媳妇就没了。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话在他离世之后有了悲怆的意味,对生存压力的诙谐表达也成了嘲讽社会的黑色幽默。
        《麦田》有一个很大的象征或说“隐喻”,守望麦田象征主人公霍尔顿守望天真、美好的世界,不让它们流失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顿虽然以“自我堕落”的叛逃姿态来反抗现实的道德堕落,但他仍然是一个对美好的理想,甚至是对美好的信仰的化身。其次还有背景环境的象征,一个是霍尔顿就读的潘西中学,按美国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推行教育,象征主流的社会文化传统,;另一个是他流浪的大都市纽约,人们崇尚及时行乐和纵欲主义,象征战后垮掉的一代的聚集地。事实证明,他对主流和反主流的两种环境都无法融入。最后霍尔顿冒雨守护妹妹菲比玩旋转木马,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实现了抽象的理想,但过后他依然得去面对主流社会价值观对他退学等劣行的评判,终于精神崩溃,理想也败给了现实。
        从孙仲旭先生的“父子对话”中可以看到,儿子的学校象征的社会主流价值一直对他进行审判,“没钱”、“教孩子不用心”、“与老师不能很好交流”,都是对一个父亲严厉的审判。也许从孙先生自己读大学时,就一直处在以校园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的评判中。他过于在意孩子的成绩,甚至为了这些还会打他,打过之后内心又非常焦虑,这不能不说明他内心存在着对主流价值观评判的恐惧。翻译行业的不景气,导致孙仲旭先生这样“译作等身”的人都没有什么名望和社会地位,在翻译界拿到的低稿酬并不能改善他的生活,也不能缓解生活的后顾之忧。他自杀前一个月发的两条出自乔治·奥威尔的微博引人深思,一个大意是,大多数作家,过了中年就该完全停止写作,不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让他们停下来,写作带来的半公众的感觉令他们欲罢不能。另一个是,一个合理的世界,作家表达完意见后,会去从事另一种职业;一个竞争性强的社会,他会觉得退出意味着死亡,所以在创作冲动过去时,他还在写。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对于孙先生来说,翻译未尝不是身不由己。在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抗下,为了生存,文人只能屈从,只有死亡才是彻底的对抗和解脱。
        以此致敬《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孙仲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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